留学何以引领中国？抛开枯燥的数字和乏味的说教，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留学标签式人物中挑选了几位，试图从中给出答案。尽管这种挑选可能会挂“一”漏“万”，在他们是否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问题上尚无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价值，都因为留学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逻辑。

引领人物标签之·白春礼

早在1988年白春礼刚刚回国进入中科院化学所进行扫描隧道显微镜的研究时，《神州学人》即对他进行了报道。“那是在化学所的一间工具房里接受的采访……”白春礼记忆犹新。1994年《神州学人》采写了《原子之恋——白春礼归国6年创业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回国6年来所做的工作。

2011年，白春礼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的前任分别是郭沫若、方毅、卢嘉锡、周光召、路甬祥。“现在，接力棒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棒跑好，未来把这一棒传好。”白春礼说。

白春礼在世界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德国工程院院士、丹麦皇家文理学院外籍院士、印度科学院荣誉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做了这么多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尤其是有些有着几百年沉淀的老科学院的院士我觉得好处在于，了解科学院发展的历史、科学精神、著名的科学家学术上的贡献和追求，加强科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展沟通的渠道。”白春礼说，“比如，我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如果我去趟俄罗斯，就感觉和他们的沟通近了许多。”

2012年9月，白春礼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3届院士大会选举中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在此之前，白春礼已经担任了2届副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是一个非营利的国际科学组织，目前由92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成员组成。白春礼是第一位中国籍院长，有媒体将之评论为中国“软实力”的胜利。

白春礼是中国纳米研究领域的权威，同时，他也是一位懂人才、聚人才、用人才的科学领袖。从1996年当选中科院副院长以来，白春礼先后参与实施了“百人计划”、“千人计划”，组织了“西部之光”、“东北之春”等人才工程。

有人戏称白春礼是中科院最大的“猎头专家”，他曾是沙特国王科技大学的校长顾问，有一次在去沙特国王科技大学访问的时候见到了该大学聘用的国际著名植物生物学家、美国普渡大学朱健康教授，了解到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最年轻的华裔院士，是世界上最好的育种专家。他找到朱健康，恳切地表示，中科院求贤若渴，希望他能够回到国内，在中科院开展研究工作。

白春礼的人格魅力和强烈的信任感打动了朱健康。据悉，当时沙特国王科技大学给朱健康的待遇是70万美元年薪，外加他在美国实验室的运行经费每年200万美元。“我告诉他，我们肯定给不了70万美元的年薪，在收入上要差好多倍。”白春礼说。但是，朱健康仍然决定回国工作。中科院为其量身打造了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在揭牌仪式上，白春礼亲自到场祝贺。

为了网罗更多优秀的人才，白春礼掌舵的中科院出台了各种引才政策。经过20年的探索和发展，截至2013年年底，“百人计划”共引进培养优秀人才2145人，入选时平均年龄约37岁。90%以上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主要来自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近1/3来自100所世界顶尖大学和59所世界著名科研机构。2014年，中科院制定了《“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将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要把广大科技人员的所思、所需、所忧，作为我们为大家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的工作就是创造适宜科研人员成长的软环境，让人才自由成长。”白春礼立誓要当好“后勤部长”。

当年的白春礼博士回国研制了国内第一台计算机控制扫描隧道显微镜，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填补了空白。如今的白春礼院长正在为中国科技创新谋篇布局。2012年年初，白春礼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科技革命的拂晓》的文章，详细阐述了有关新科技革命的种种判断，掀起了社会上关注新科技革命的热潮。在白春礼的提议和领导下，中科院的200多位专家开展了历时1年多的战略研究。2013年6月20日，中科院发布了“结题报告”——《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该战略研究报告综合判断了未来5-10年世界可能发生的22个重大科技事件、我国可能发生的19个重大科技突破，提出我国面向2020年需要加快或加强布局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参考。#p#分页标题#e#

白春礼希望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与新科技革命的丰功伟绩一起载入史册，在新科技革命中创造一个“中国奇迹”！

引领人物标签之·施一公

近一年多以来，施一公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有关施一公最新的两条消息，一是2014年12月起，他与中科院院士赵进东、孟安明，知名学者张颐武等8名各领域高层次人士，赴北京市政府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挂职锻炼，任副局级领导职务，为期1年。施一公挂职的岗位是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二是12月15日，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研究组与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研究组，以及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Sjors Scheres研究组合作在《自然》上在线发表研究长文，揭示了目前已知最大离子通道Ryanodine受体RyR1的三维结构，为理解其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施一公的人生轨迹已经广为人知，而他承认，过去的6年半时间是自己整个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尽最大努力教导充满创新精神的本科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思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与他的博士生一起致力于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研究；作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他招募了80多位优秀的年轻学者来清华开始他们的独立学术生涯；作为一名海归，引入了基于终身制的人才引进和评价体系，推动了学校人事制度改革；作为政府顾问，协助起草了国家“千人计划”草案，以吸引卓有成就的海外优秀学者归国。

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教授曾这样评价施一公：“他是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除了具有相当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地位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素质：第一，能够高瞻远瞩，并在学术领域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上具有远见卓识；第二，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第三，他必须要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群体和社团里面，要相当有号召力。施一公具有这三方面的条件，这样的领军人物，是要花大力气来延揽的，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在竞争的人物。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可以使施一公这样的人物能够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有了这件事情，国际科学界会觉得整个形势都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会有所改变。清华能够顺利引进施一公全时回来工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领军人物对于当代的作用以及对于历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

美国的看法和态度确实有改变，早在2008年，《纽约时报》就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施一公的老友、美国杜克大学药理系王小凡教授曾说，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像施一公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体制。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外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有报国的决心的，但就是因为担心回国是否能够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一直没有回国。大家希望，施一公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同时，能够促进中国学术界种种不适应科学发展状况的改善，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当然施一公也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如果能够成功，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榜样。”王小凡说。

回国后的施一公证明了他的成功。他的回国已经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现象，一种效应。如今他有一项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p#分页标题#e#

2014年11月27日，施一公在“吴杨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我的科研动力”演讲时坦承，与大多数科学家因兴趣驱动做科研不同，自己从事研究的兴趣很晚才培养起来。他真诚地呼吁：“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偶尔，施一公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引领人物标签之·高西庆

高西庆属于改革开放之初就出国留学的那批人，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亲历了中国金融史上很多历史性时刻，对于海外与中国资本市场有着深刻认知。他不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道路的探路者，更是中国金融财富增长历程的见证人，被视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海归中难得的具有全球投资视野的人物。

在当时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高西庆是第一位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人，而且迅速获得了华尔街的工作机会。高西庆常说，当年会以那样的方式回国参与创建证券市场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当年的高西庆在纽约华尔街某律师事务所谋得了一份令常人艳羡的工作，却因为美国的一场金融危机而决心早早回国，投身到中国证券业的起步浪潮中，整个过程的确很有些戏剧性。

回国后，高西庆等人撰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9年3月15日，中信、中农信、中建投、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回国不久的高西庆任首席律师。终于，1990年底，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

高西庆敢想敢干的气魄和自我赋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证券业早期发展所需，促进了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尽早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之路。2007年评选的“中国证券市场18年杰出贡献人物”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高西庆：“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创设阶段，对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联办”中的很多人都被吸收进来，其中也包括高西庆，他出任了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之职。3年后，高西庆主动辞职，回到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执教，后又出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直到1999年，他再一次回到了证监会，成为证监会副主席。这一次，证监会主席是和他同样有着留学背景的旧识——周小川。

周小川主政证监会期间，大批的海归派人士汇聚于此。据统计，2001年初证监会中的海归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有人称这一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是海归派主导的市场化时代。这样一个认同国际化、市场化的团队，让高西庆找到了理念一致的“组织”。

回忆起两次证监会任职的经历，高西庆认为第一次创业的感觉更强烈些。因为当时完全没有规制，也没有约束。想起来那时候是热火朝天地干事情，大家在做一件革命性、开创性的事业。第二次再回去以后，发现多数事情已经制度化了，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框框，但是正是这第二次让高西庆成熟了很多，对机制的了解也更多了。

2003年，自证监会离职的高西庆转战成立不久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担任副理事长一职，负责投资业务。这个职务让高西庆有了全球投资的视野，完成了从律师、监管者到投资者与监管者的蜕变，被国内外投资市场普遍看好为一位优秀的投资市场人士。

2007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高西庆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了中国的财富管家。年轻的中投公司在摸索中不断前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审慎研究、沉着应对，坚持以研究和资产配置驱动投资活动，实现了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多元化，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据悉，截至2012年末，中投公司境外投资业务年化收益率达到5%，高于国际捐赠基金年化收益率的中值，在动荡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中，较好地实现了国家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p#分页标题#e#

高西庆见证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更亲身投入到对这些“第一次”的精心培育中，不断地为中国的金融业探索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他个人的起起落落，也记录了国家金融改革和财富积累的“梦想”。

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职位上卸任后，2014年7月，高西庆正式加盟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全职教授。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也有自己的观点：“从金融、商业管理领域的教育层面来讲，中国和国外的差距已经小了很多，中国好的商学院质量已经相当高了。教授这一层很多都是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学出来的博士，竞争非常激烈，基本上跟国外一流学校的竞争方式已经很像了。在工作层面上，国内现在有中投这样的公司，也有不少外资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投行，还有风投基金什么的，现在这些年轻人在这种机制里训练出来，技术水平已经和国外越来越近了，虽然还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跟我们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有关。以中国人之聪明智慧，即使完全不懂技术，也没去过外国深造，用不了2年就能在技术层次上做得非常好。”

高西庆认为，国内和国外的区别主要在所谓金融业的道德文化层次上。“这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而是在公司文化、商业文化层面，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谓商业信誉，就是做事应该防止利害冲突，中国人叫防止瓜田李下，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要怎么做事，避免让别人感觉不好。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诚信应该成为我们中国自己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不能把这种道德高地交给外国人，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中国人不在乎这个。”

对于现在的留学生，高西庆认为他们面临着比以前多得多的竞争，特别是在回国的时候。留学生还要努力适应回来的过程。曾有一个美国社会学家做过研究，认为通常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去适应的过程是6个月，从发达国家再回到发展中国家适应过程是5年。高西庆认为，两种文化不可能彻底融合，需要把各个文化的精华吸收进来，跟自己本土的文化再进行对接。

“新一代的留学生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他们能让中国保持一个更开放的姿态，让更多的人彼此了解，如果不沟通的话，分歧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么多人了解国外，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大的财富。相对来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不如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留学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有了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高西庆说。

引领人物标签之·郑荃

对于很多人来说，郑荃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身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的郑荃，是目前唯一被国际提琴制作协会授予“国际提琴制作大师”称号的中国人，是许多著名的演奏家心中敬仰的大师。

过去的几百年，提琴的制作史一直是被西方人书写，中国的提琴制作并不被世界所认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制作的提琴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低档的乐器。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曾经说，中国有一流的音乐家，但是他们使用的却是最末流的乐器。

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郑荃，他发誓，要做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1983年，通过不懈的努力，郑荃被国家公派去意大利留学，进入到世界最富盛名的小提琴制作中心克雷莫纳学习，他也是第一个去那里学习的中国人。郑荃当时心中的梦想，就是要学习第一流的制琴技术，然后传授到中国去。

在意大利学习的5年里，郑荃平均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他的努力终于在1987年迎来了丰硕的回报，他获得了意大利第一届全国提琴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之后在保加利亚的一次国际比赛上，设立的7个大奖都被这个中国人拿走了，创造了世界提琴制作史上的一个奇迹。至此，郑荃开始受到国际制琴界的关注。那之后，找郑荃做琴的艺术家络绎不绝，郑荃的一把琴，在当时就能卖到几千美金。然而，被光环笼罩的郑荃选择了回国。原来，国际提琴制作比赛有规定，选手获奖的奖杯上标注国籍时，需要写现居住国家国籍，郑荃获奖，名字后面标的是“意大利”，这让他无法接受，他决定启程回国。

“我在国外做的琴拿了金奖，我还要用中国自己的木材和人才，做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而且还能拿金奖。”郑荃有了新的梦想。

为了寻找国产制琴木料，郑荃多次跑进东三省和云贵川的深山老林。1993年，郑荃用四川出产的木料制作的中提琴和小提琴，不但在意大利比赛中双双获奖，小提琴在评比中还获得了声音赛项的最高分。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用郑荃制作的提琴演奏时，观众的狂热和感动让郑荃觉得自己没有白辛苦。有理想有抱负，而且在实现理想和抱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对郑荃来说是一种享受。#p#分页标题#e#

著名小提琴家林朝阳说：“一把好的乐器必须要有个性，不仅是柔美或好听，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人，不是靠帅来征服别人，而是靠其内在的力量，我觉得郑荃老师的琴是我见过的非常多的琴里面极具个性的制作。”

把经历全部投入教学，淡出比赛，这是上世纪90年代，郑荃在国际赛场拥有无数鲜花和掌声时所做出的决定。“中国只有一个人做琴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群体。”开创中国的制琴学派，是郑荃心中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梦想。作为国际知名制琴大师，这些年郑荃培养了百余名提琴制作人才，2009年，他召回优秀学生组成大师班在意大利参赛，在前20名中占据了6席重要地位。“我们的作品，可能今后300年、500年还有人在用，这是留给历史、留给社会的东西，让我感觉我们的生命在延续。”

近15年来，国际制琴界公认，中国人的制琴水平突飞猛进地提升，如今，可以和欧洲媲美。“他们在国际上已经为中国的乐器带来很高的声望，大家不会再惊讶于说，这么棒的一把乐器怎么会出自中国人之手。也就是短短20年的时间，中国的制琴水平已经赢得了世界一流的声誉。”林朝阳说。

虽然培养了很多在国际领域颇有影响的学生，但郑荃认为这只是初级目标，他还要在中国举办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希望通过比赛，让音乐更普及，让演奏者有更好的演奏乐器，让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有好的音乐享受。

2010年，由郑荃组织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在北京成功举办，赛后他接受了《神州学人》的采访，他说：“今后几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制作艺术提琴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不是简单叠加的经济效益问题，而是社会效益，其中的作用会逐步显现出来。我认为，本次比赛不仅仅是一届提琴制作比赛，也不仅仅推动了我们国家提琴制作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借助发展提琴制作水平、提升提琴制作艺术含量之机，扩大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更充分地展示中国的实力与自信，从而更好更快地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这是更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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