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联邦议会宣布，由执政党提名的穆拉图·特肖梅当选为埃塞俄比亚新一届总统，接替已担任这一职位12年之久的吉尔马·沃尔德·乔治斯。

远在非洲东北部的国家的一次领导人更换，却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欢腾”。原因是，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曾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

穆拉图与北大

58岁的穆拉图·特肖梅，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谈起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头头是道。这一切都结缘于37年前。

据穆拉图介绍，小时候，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因为在他眼里，空军的服装十分帅气。可上中学后，他的想法渐渐改变了。那时，埃塞俄比亚政局不稳，一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常常到中学宣传革命思想，穆拉图和其他很多中学生一样深受感染。

读高中时，他所在学校获得了保送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名额，品学兼优的他成了被选送的对象。

1976年，穆拉图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当时他是以公派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北京，最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

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赵玉品当年曾为穆拉图教授“基础汉语”课程，回忆起这个学生，她印象深刻。她说，穆拉图所在班都是公派生，大多数来自非洲，“与同时期进入北语学习的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比，他显得十分成熟，学习勤奋刻苦、尊敬师长”。

当时留学生每周有24节与汉语相关的课程，其中12节基础汉语课是赵玉品授课。在课堂上，穆拉图与她积极互动，敢于表达。随着语言学习的进步，穆拉图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还与很多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有空的时候常和中国同学一块逛街、喝啤酒、聊天，甚至对北京的大小胡同都十分熟悉。

一年的语言学习，穆拉图顺利拿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毕业证书，随后他又迈进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82年获得北大学士学位。

当时在哲学系任讲师的楼宇烈现已年近八旬，他曾是穆拉图所在班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自己的学生成为了总统，这让楼宇烈有些意外但也颇感骄傲，“当时哪儿能意料到啊”。

时任北大外国学者留学处（现已改为国际合作部）副处长的黄道林与穆拉图算是老相识，因分管留学生工作，所以黄道林一直与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据黄道林介绍，在1982年拿到学士学位后，穆拉图又在本校进修一年考上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之后他提出想要转入国际关系学院，“他觉得学习国际政治对他以后的发展更有帮助”。黄道林便助其转系后继续攻读国际政治并拿下硕士研究生学历。黄道林说，穆拉图的成绩一直不错，人缘也很棒。

在中国的学习，为穆拉图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年仅34岁的穆拉图以参赞头衔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很快就晋升为政策制定及培训司司长。此后，穆拉图先后担任驻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大使；担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经济发展及合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2002年10月起任议会联邦院议长。

2003年4月，在担任埃塞俄比亚议会联邦院议长期间他偕夫人、儿子访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夸他汉语说得好，他幽默地回应说：“我很久没说汉语了，水平退步了很多。要是10年前，我一口‘京腔’，人家会以为我是北京人。”

那次“中国行”令穆拉图感慨良多，因为他所到之处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穆拉图说：“在北京，若不是看到路名，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从前熟悉的地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2012年，北京语言大学成立50周年庆典之时，穆拉图专门发来贺信。在贺信中，穆拉图表示，他对中国很有情缘，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以后他要常常回中国看看，更多地为埃中友谊作贡献。“我还有一个愿望，在不远的将来送我的儿子到母校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友谊之桥。”

果不其然，穆拉图的儿子也如父亲一样非常喜欢中国，他曾郑重其事地向爸爸宣布：“我长大后也要到中国留学，和您一样攻读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

卡比拉与国防大学

北大并非第一个培养出外国政要的中国学府。

1998年农历春节过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高级指挥员班恢复了非洲法语班的招生。当时的刚果(金)民主共和国总统之子约瑟夫-卡比拉，以刚果(金)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国防大学参加为期半年的高级指挥员班培训。#p#分页标题#e#

陪同卡比拉到中国来受训的还有时任刚果(金)总统卫队司令的卡比拉表哥。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当时国防大学留学生系主任还曾专程去接他们，而学校方面更是特殊照顾，给卡比拉安排了一间朝阳的大房间。卡比拉的表哥与其说是来华深造，倒不如说是担任卡比拉的贴身保镖。

据《青年参考》报道，当时高级指挥员班上的学员大都是受过战争洗礼的各国高级军官，不仅年龄比卡比拉大得多，资历更是胜出一筹。因而在他们眼中，未满27岁的卡比拉不过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