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骐

1940年生于上海市，浙江余杭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2年3月4日获得理学博士学位。马中骐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

洪家兴

1942年生于上海市，原籍江苏吴县。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6月24日获得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苏淳

1945年10月出生于安徽歙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5月13日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概率统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

王建磐

1949年生于福建古田。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82年12月7日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王建磐是我国最早涉猎代数群与量子群领域的数学家之一。

李尚志

1947年6月生于四川内江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5月25日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关于博士生培养

金字塔底有一些人比较弱

顶尖部分质量有保证

冯见君(华东师范大学有机化学专业2010级博士)：非常高兴能和各位前辈探讨学问和人生。我们知道博士生研究培养，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们如何看待当前博士生培养的质量？

洪家兴：三十年来，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很完整的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包括最后学位论文的审定。林子大了，鸟当然就多了。所以你说某一个人拿出来和美国的哪个大学拿出来的某个人是不好比的，只能从统计意义上说，水平还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差的，也有一些特别好的。

优秀的博士论文每年要评百篇，应该说百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现在已经十五届了，每年评个三到四篇，其他的我不知道。总的感觉是，十多年前好像还是评得比较合理，只是最近几年非学术成本多了一点，也是实话实说。但是这些优秀的博士论文当中有许多都是水平很高的，就像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毕业之后被四川大学直接评为教授，这应该是不容易的，四川大学也不是一个很差的学校，也是很有水平的学校，毕业之后两年直接给他教授位置，当时我们也想让他留下来，但是人家给了教授，我们也很难挽留人家。当然，他没有拿到最优博士论文，但是他的成果绝对不比已经拿到优秀博士论文的人差，水平高的部分还是相当好的，我也评审过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我觉得有些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烂的，因为学位委员会要专门定期地检查，那些不合格的要给黄牌警告，有些没有规范的还要取消学位，这些制度还是完整的。笼统地说，现在的学问水平怎么样？应该由学问办来做出回答，因为他们有个Review Report（检查报告），这个有没有出来？（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志斌：已经有结果了，平均水平肯定是降低了，但是尖端的部分是没有变化的，原来有多高现在还是多高，就像金字塔一样，以前的金字塔比较小，现在的金字塔很庞大，上面的一块质量还是有保证的，但是因为金字塔大了，“林子”大了。）

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培养出的博士到了外面被人家当成博士后也是越来越多的，说明我们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了，但不否认金字塔底下还有一些比较弱的。

马中骐：要想在中国找一些水平很低的例子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么一说好像博士生水平都很低，这样说我是不赞成的。

刚才洪教授讲到复旦的例子，我也有一件事情体会很深。大家都知道中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就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清华大学和物理所合作的，今年的3月14号发表，3月24日由杨先生（杨振宁）主持了一场报告会。杨先生主持会议开始就说“最近清华大学做出了一项杰出的工作，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完成的，达到诺贝尔奖级别的重要实验”。

今天要讲研究生的事情，报告做完以后杨先生说这个事情美国也做，德国也做，为什么中国做出来了美国、德国没做出来？他讲了三个理由：第一，我们团结，做了一千个样品，不对了再撤，要涂五层原子，而且几百万个原子当中不能有一个杂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实验。第二，我们的学生非常可爱，做了三四年的时间。我的师兄做了一年没做出来，博士学位是可以给你，但是找工作的时候问你做了什么工作，我的工作没做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愿不愿意做？还能不能做下去？因为这是非常重复的工作，一千个样品撤了，不对还撤，这么坚持下去做几年，而且看不到前途。第三，理论的支持。张首晟（斯坦福大学教授）提出这个理论，每次问他到底有没有？他说百分之百一定有，要是他说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可能都不做了。我们的学生非常可爱，三个Co-Responding（通讯作者）做了同样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最棒的学生还是很棒的。张首晟看到一个学生很不错，当时他（该学生)拿PHD（哲学博士）的时候（张首晟）也参与了一些指导，拿到以后到斯坦福去做博士后，能在中国拿博士学位在美国拿TD（神学博士）的已经有一些人，但是在前十位的名牌大学里是很少见的，而且张首晟对他赞不绝口，太聪明了，太能干了，所以现在的学生是好的真好，那是在前几年或者几十年前的学生不能比的。#p#分页标题#e#

这么多的学生里面有些差的，而且再一扩大、一报道，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很差，实际上不太符合事实。中国人的观念和美国人的观点不一样，五十个学生来听物理课，为什么毕业之后都要懂物理呢？你学了物理方法搞金融也很好，五十个人里有一两个人确实对物理有兴趣，最后搞物理研究也很好。外国人是这样的，中国人太强调这个了。基本观点是不同的，学完以后有的人是分层次的，有的人学了方法干点别的东西说不定也能做出很大的成绩，有的人对物理有兴趣继续搞下去，对于这个学生水平的评价应该有这样的观点。

关于数学教育方向

归根结底要从

高考命题给予改革

张晋宇（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2012级博士）：各位老前辈好，我是数学教育方向的博士生，今天很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是参加高考过来的第一批，实际上我们也是参加高考过来的，各位数学家可以说是数学界的老前辈，想问一下你们对高考，或者再窄一点，对高考中的数学，对我们这些做数学教育方向的博士生有什么叮嘱？我们做的工作当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应该是什么？

苏淳：我是有点教师情结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我出生在一个中学里，最近我还回到中学去“寻梦”。我做了六年的安徽高考数学组长，所以对高考试题有很多的想法。

高考这个事情对我们国家来讲去之不可，但留之又有很多问题。一方面它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基本实现了，给了大家一个比较公正的机会能够走进大学，但是另一方面又承载了过重的社会压力，最大的压力就是试题还没出来媒体上就开始评价，这个题出得好那个题出得难，还搞什么快乐高考。

实际上这方方面面对我们命题人来讲是一个集中的思想负担，集中的思想压力，压制了我们的思维。你说高考怎么能是快乐的？我就想不明白。高考本来就是个选拔性的考试，我们是念三条经：第一，保密是政治，一旦泄密就不公正了；第二，科学性是政治，不能出错题，否则你出的错题去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第三，难度是政治，虽然我当数学命题组的组长，掌握着每年的难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拔性考试，你难大家都难，再难也是从上往下面拔，今年我招八万人，有十万人考我也是招八万人，选拔性考试并不在于试题的难度，而是在于科学性和保密性，大家是公正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去出发。

现在每次入围下达的指令是什么？你每道题的得分率是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之间，然后取个平均值，再过几天再做，这叫“打磨”，极大地束缚了我们本来应该把精力放在的应该考什么上，反而是把精力放在了考题的难度上面。还有就是现在的题型题量，安徽是做二十一题，十道选择题，五道填空题，六道解答题，两个小时完成，这么短的时间要做这么多的题目，学生只能凭熟练去答题，没有时间再去思考，前面是一分钟一道题，你可以把选择题和填空题叫做客观题，拿到百分之五十的分数心里就不慌了，这是老师的应试策略，因为要面对这些不做熟练不行。这对中学教育是很不利的，如果你叫中学不搞应试教育他（中学老师）不敢，学生到时候高考就砸锅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简直是它忍受不了的，他去买菜，买肉的时候人家都会说这个老师带的学生一塌糊涂，他脸红啊。

现在各种各样的模拟题、冲刺题和仿真题多得不得了。归根到底，我们要从高考命题上给予改革，要给我们松绑。今年华约的制度招生就给自己松绑了，以前北约的命题也是受国家考试中心的制约，只要到了它那里就要按照它的模式，今年不是，它摆脱了，就是出了七道解答题，我看了以后觉得非常亲切，学生可以有时间去思维，表现自己的创造性，而不仅仅是凭熟练。

但是作为具体的命题，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接受国家的考试大纲，接受省里的考试说明，那些考试说明已经把你的题型占多大，什么内容有多少明明白白地规定清楚了，每个考生手里有一本，如果不按那个大纲去做将来就会出问题。所以说观念上要彻底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牵扯的面太广，高考这个事情是牵动全国上亿人的，现在每年的考生接近一千万，他们的父母加上去就又加了两千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又是四千万，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师弟师妹，牵动着方方面面，所以高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把它好好地改过来也不是很容易，至少应该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争论，要开一点口子，允许更大的自主权。#p#分页标题#e#

关于如何指导研究生

导师就像GPS

走错时再去告诉一下

武愕（华东师范大学已毕业博士、物理学系教师）：各位前辈，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培养的博士，毕业之后留在学校里工作，现在我也成为了一个指导研究生的老师，正好借此机会向各位前辈们请教一下如何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

王建磐：前几天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过导师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做非常细节的指导，甚至你提出问题导师就可以马上告诉你这个应该这样算，那个可以那样算，这样学生学起来比较轻松，甚至有的是自己的课题，就在边上挖一块给学生做，其实导师对结果已经很有把握了，直接就可以指导。但是我认为更好的导师是一个战略家，我的导师并没有在很多技巧性的问题上给我指导，而是告诉我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问题跟世界上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我想战略家这样的导师，会让学生现在学起来觉得，“我问你问他都没给我解答，我解决不了的导师也没解决”，但是这样的学生出来之后独立思维能力更强、宏观视野更加开阔，所以我欣赏后面这种导师。

我不知道你的学科是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能对整个国际学术动态、学科发展有很好的把握，能够在这方面给研究生很好地指出一条应该怎样奋斗的路，把这条路讲出来，未必要在过多的细节上干预学生的独立研究。特别是博士，硕士可能还要一些指导，对于博士应该放手让学生去做。当然，实验科学还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这种理论科学更多的是放手让学生做，学生做出来对他的终身影响是非常大的。

李尚志：其实我觉得导师就像GPS——如果你走错了可能会告诉你一下，中间基本就是“按照当前道路行驶”。以前都说我们科大的导师是放羊的，不是喂猪的，平时羊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王建磐：也不是说前一种导师就不好。

李尚志：我们文章都写出来了，曹奚华老师还在叫学生啃代数学，要是按照现在的看法就是做不下去的，但是他一直在坚持，这就是建磐兄说的教育家，如果出门的时候还手把手地教那学生就残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