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过这样一段话，“精英和常人的区别在于计划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但历史更是由一小部分精英去推动的，如果没有某些人长途旅行的需要，飞机也不用被发明，大家赶牛车就可以了。所以作为年轻人，我们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作为一名在日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每天面对高度发达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想如何能够学习到先进的知识与经验并且为我所用，不容忽视的发展差距更需要跨越式的提高来进行弥补，所有海外学子都肩负着这样的重任。

　　我有幸于2008年11月～2009年11月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东邦大学进行了为期1年的研究工作，回到家乡昆明时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故乡永远是让人内心可以寻找到宁静的地方，但是中日两国在社会发展程度、文化差异、国民素养以及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体系建设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让我开始萌生一个想法：如何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去弥合这些差距呢？从个人角度而言，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研究水平的差异，若想有所贡献，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科研水平，语言关的攻克更是最起码的要求了，而所有这些对于我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我不禁问自己，可以做到么？为了能实现理想，在导师长谷川友纪教授的鼓励下，我最终还是收拾好行囊，于2010年4月再次来到东邦大学，开始了为期4年的博士学位的学习。
　　长谷川教授所在的东邦大学医学研究科社会医学中心以其所从事的“医院的病人安全文化”方面的研究在日本享有盛誉。病人安全是当今医疗领域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医院病人安全方面的问题。200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中称：每年美国医院内因可预防性医疗错误致44000～98000人死亡。而在中国，相关方面的研究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力依然集中于如何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水平上，而忽视了由于病人安全文化方面建设上的滞后所带来的对于实际医疗效果甚至医患关系方面的负面影响。“病人安全文化”是指医疗机构为实现病人安全而形成的员工共同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而这种安全文化可约束从业者的思想和行为，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是医疗安全的思想基础、行动依据和内在动力，是提高医院安全和医疗质量不可低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2010年4月开始，在长谷川教授的带领下，我们针对日本14家医院的8192名医院工作者和美国884家医院的337862名医院工作者，以及中国台湾74家医院的10289名医院工作者开展了关于医院病人安全方面的对比调查研究。其研究结果揭示了各国各地区医院间甚至不同科室与不同职种间在病人安全文化方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反映病人安全问题和提升安全文化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自己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的收获能够对国内医疗卫生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经过与国内相关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交流，我发现国内病人安全文化的研究还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应用类似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课题也非常有限。所以，我计划在下一阶段开展针对国内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京津沪和医疗手段相对落后的云贵川等地区的医院进行病人安全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通过测评这些地区医院安全文化的现状，分析我国现阶段医院安全文化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将其结果与美国、日本等国以及中国台湾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以期发现国内安全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总结我国传统医疗文化的精粹，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为我国医院病人安全的建设和医疗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支持。
　　有鉴于此，我希望在学成归国后，能有机会在国内的医学院校组建医疗安全文化的研究团队，开设一门系统介绍“医院病人安全文化”的课程。让学生在进入医院接触临床工作前，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就能掌握什么是病人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重要性及如何影响着病人和医院的安全，从而建立起健全的安全文化思维和行为模式，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添砖加瓦。#p#分页标题#e#
　　作为博士三年级的学生，我很幸运能够借助我国的公派访问学者制度打开了自己了解世界的窗户，确定了今后的奋斗方向。我更希望国内相关部门能够定期组织国内对口院校以及科研院所访问日本，与我们这些留学生进行定期的交流，甚至可以按照不同的学科或者研究方向通过组织学术交流论坛的方式，让海外学子更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内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水平或者方向，这样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才能够更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学习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切合国内社会发展的实际，为国家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