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日晚上，十几位加州旧金山湾区(Bay Area)的商界人士应邀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进晚餐。他的对面，坐着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脸谱(Facebook)公司的创始人；两侧则簇拥着硅谷的产业巨头们：谷歌(Google)、思科(Cisco)、甲骨文(Oracle)、基因泰克(Genentech)、推特(Twitter)、奈飞(Netflix)和雅虎(Yahoo)的总裁。这其中，一位特殊的客人却不是以商业领袖的身份参加的。他就是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被人称为“硅谷教父”的斯坦福大学校长。

　　“无缝对接”的成功

　　亨尼斯是斯坦福大学的第10任校长。1996年，他曾经见证了雅虎的创立。他称那时为“顿悟时刻”，他向《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记者回忆到：“我意识到这(雅虎)将改变人们交流的方式”。1998年，两个研究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向他展示了一个名为谷歌的搜索软件。亨尼斯激动地看到这两个人的指导教师们后来成为了谷歌的投资人和公司股东。让他更加兴奋的是，再后来斯坦福由出售所持有的谷歌的股票获得了3亿3千万美金，而股权来源于为谷歌颁发技术许可证。事实上，斯坦福技术许可颁发公司已经给超过8000个源于斯坦福的发明颁发了许可证，这些许可证为学校带来了超过13亿美元的版税。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甚至宣称：“有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的创意、教职工或者学生”。 这些公司中就包括了惠普(Hewlett-Packard)、雅虎、思科、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等。

　　约翰?亨尼斯(John Hennessy)是斯坦福大学的第10任校长，被人称为“硅谷教父”。

　　把”斯坦福在硅谷的产业界如此成功的秘方是什么呢?或许只有亨尼斯才能说得清楚，但无疑其中一味主料就是像对待同伴一样欢迎业界，而不是谨慎地敬而远之。引用《纽约客》2012年4月30日报道中的话就是：“如果说常青藤是培养美国精英的摇篮，那么斯坦福就是硅谷的农场。”

　　学校的设计似乎都是为了能让学生成为优秀的工程师、企业家或者IT精英等等。美国席拉创投公司(Sierra Ventures)的创始人彼得·温德尔(Peter Wendell)已经在商学院兼职讲授“企业家精神与风险资本”21年了。他在课程中邀请了16位风险资本家来参与教学。这其中，谷歌的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参与了三分之一的课程，一位名叫雷蒙德·纳斯尔(Raymond Nasr)的优秀通信与公共关系经理人全程参与，另外直觉公司(Intuit)的创始人之一，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也常常来课上露面。这些优秀的业界人士与学生们的关系不仅仅限于课堂或者师生。他们常常在咖啡吧里一起喝上一杯，甚至共进午餐。优秀的业界人士带来的也不仅仅是经验与知识，同时包括宝贵的人脉。埃文·施皮格尔(Evan Spiegel)和他一个朋友开发了Snapchat，一款基于移动设备的照片分享软件。这款软件的创意在于能在照片分享后很短的时间内自动销毁，以避免年轻人因一时冲动而导致不合时宜的照片一直在网络上存在。施皮格尔在资金上出现了问题，他曾经的老师温德尔将他推荐给了谷歌风投部门，他的学院指导老师也为他联络了几位天使投资人。这样施皮格尔就不会因为被迫选择风险资本公司而面临丧失公司控制权的问题，从而让他实现自己的软件梦想成为可能。

　　谷歌和思科，包括所有的高科技领域的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如何保持创新的习惯和接触新鲜事物的意愿。

　　斯坦福与业界的广泛接触不止在于学生，也在于亨尼斯本人：他同时是思科和谷歌的董事会成员。亨尼斯在《纽约客》中表示他的董事会职务帮他成为了更好的校长：“谷歌和思科，包括所有的高科技领域的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如何保持创新的习惯和接触新鲜事物的意愿。”

　　为了让学生在未来的职场中更具竞争力，斯坦福十分注重学生的知识结构。亨尼斯提出了交叉学科教育的观点。他建议通过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聚在一起，解决抽象或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培养了学生在专业领域的深度知识，另一方面又拓宽了知识的广度。斯坦福设计学院是实现这个想法的佼佼者。在设计学院里，教师授课的时间是极少的，学生的部分成绩基于他们的合作能力和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评分。以一门设计学院受欢迎的课程为例，它由来自13个学科的40名学生组成。开课不久，任课教师就要求学生开始选择课程项目，如帮助警察定位失踪儿童的监视装置、自行车存储系统。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和助理也有不同的背景，其中包括一位工程学教授，见习治疗师(心理辅导师)，一位退休的风险投资家。这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良好、优秀与极其优秀的区别。这样新颖的授课方式在斯坦福收到了卓越成效。格林伯格，一名设计学院的毕业生，在校时曾经和她的同学们在缅甸为当地的农民设计了一种廉价有效的抽水装置。当地的非营利制造厂售出了2万件这样的设备。另一件由设计学院学生设计的婴儿保温器只有普通同类产品制造成本的百分之一。#p#分页标题#e#

　　通过和业界的紧密联系，从斯坦福走出了大量富有的教授和毕业生。而财富往往又通过捐赠的形式从这些斯坦福式教育的受益者们手中流回到学校。在亨尼斯执掌斯坦福的12年里，学校的捐赠基金已累积到近170亿美元。而在最近的7年里，斯坦福每年募集的捐款额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的都要多。但拆掉学校和业界的那堵墙带来的只有好处么?答案是否定的。
　大学需要“墙”的保护?

　　在斯坦福，有25%的本科学生和超过一半的研究生是工程专业，同样的数据在哈佛大学仅是4%和10%，而耶鲁是5%和8%。这样巨大的差异不禁使人怀疑斯坦福没能平衡因商业目的而产生的技能需求和纯粹的学术研究追求。亨尼斯本人也表示，越发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学费促使大学生们倾向于选择能带来工作的专业。这导致了人文学科的学生越来越少。他表示这种广泛的痴迷于财富的现象让人担忧。

　　亨尼斯在谷歌的董事会职位也为斯坦福带来了麻烦。斯坦福是最早同意谷歌建设数字化本校图书馆的几所大学之一。而当时谷歌正面临出版商和作者协会的版权侵犯起诉。尽管亨尼斯表示自己并未参与这个协议的制定，但仍有人质疑这样的合同可能是由想奉承他的人签订的。卷入版权纠纷无疑不符合斯坦福的利益，但似乎只要亨尼斯同时坐在谷歌董事会和斯坦福校长的位子上，就无法避免为斯坦福带来这样的纷争。

　　同样地，亨尼斯所提出的交叉学科教育观点也受到了斯坦福前任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的质疑。据《纽约客》报道，卡斯帕尔在耶路撒冷的演讲中指出：“学生在没有接受广泛教育，没有养成在广泛学科内容中寻找答案的情况下，就被学校要求以交叉学科模式解决公众问题。这样不仅会让研究人员习惯于接受特定模式的解决方案，还会让他们为之在政坛争斗。这会影响一个大学最基本的目的：对真理公正而纯粹地追求。”他同时担忧斯坦福以及与它同级别的大学们正在偏离大学存在的基本目的：为人类造福和改善世界。

　　虽然斯坦福发布的一份关于本校的本科教育的研究中，亨尼斯的教育思想得到了肯定，但被认为仅仅做到这样的程度是不够的。这篇研究尖锐地指出：学习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能够融会贯通，能够通过和自身经历的结合而解决新的挑战和问题。但是斯坦福的许多系并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很多学生也不能将各方面的经历互相融合。

　　

　　学校的氛围也让一些学生不满。表面上，斯坦福是个天堂般快乐的地方，在充满阳光的校园里，终年都可以看见穿着拖鞋在学校里漫步，或者骑着自行车绕过仔细修整过的草坪的学生。但是在这风平浪静之下，所有人都在拼命努力。他们的目标大多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工程师或者IT精英。普利策奖获得者、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表示，虽然斯坦福帮助学生在IT界和商界取得成功，但他担心创业和成功的狂热让学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让大学无法成为灵魂的庇护所及追求个人成长的所在。一位斯坦福大四学生在《斯坦福日报》(Stanford Daily)上抱怨：学生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社交和制定战略上，而很少做随性的决定。他们总是按照最后的结果来评价行为的好坏。在行动之前，他们总是会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这使学生们成为了“前途”的奴隶。斯坦福校报的编辑写到：“周围的每个人都看起来那么快乐，但这种表面的快乐的负面影响是，在斯坦福感到不开心或沮丧是一种不正常且不合群的情况，所以我们通常用高效率来掩盖我们的不开心。”
　大学要不要“墙”?

　　2010年末，纽约市长宣布纽约希望复制硅谷的成功，向全国征求最好的大学到纽约设立工程和应用科学的研究院，斯坦福和其他6所学校都提交了竞争方案。在斯坦福被普遍认为是夺冠热门之时，2011年12月，它却宣布撤出这次“产学无缝对接”。

　　今年2月，亨尼斯迎来了持续整个春季的学术休假，他表示他会利用这段时间思考一些一直没有时间思考的问题。可以预见，亨尼斯不会放弃和硅谷频繁紧密交流带来的好处，因为那是斯坦福成功的根基之一。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质疑斯坦福偏离了大学的任务，这包括公正地追求真理，为学生提供灵魂的庇护所和全面地发展各学科。那么他能否找出一条道路，平衡与业界紧密接触带来的利益和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