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埃及学还一无所知。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所必须具备的古代埃及语知识……不只一两位考古学家证明他对不同类型遗址的发掘技能都能掌握，并能融会贯通。我坚信，一旦他回到中国，他就会成为蜚声考古学界的学者。”1938年6月30日，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格兰维尔教授在一封信中如此称赞夏鼐(1910—1985)。
　1934年，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得庚子赔款提供的奖学金赴英留学，但直到1936年4月，夏鼐才确定了治学方向——埃及学。

　　这个选择无疑是艰难而勇敢的，因为考古学不容易结业、学位不易获得，要学文字、学发掘技术、看大量参考书，学业不可谓不重。一般留学生都不会这么干。但夏鼐觉得，留学就是为了兼通世界学术、发扬中国学术。

　　志向定了，剩下的就是发奋学习,刻苦读书了。夏鼐在1938年日记的末尾写到：“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还读了80本书，这让今人情何以堪？

　　夏鼐主要看三类书：埃及学及古代近东方面的专业书籍、考古学技术及理论方面的最新著作、人类学名著。除利用学校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的图书资源之外，夏鼐将几乎一半的奖学金都用来买书。

　　夏鼐非常注重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古代文明，在历史比较、文化比较的框架下，纠正西方学者的偏见。同时，了解东西方学者的差异，寻找互补之处。学象形文字，学中埃及语语法，学僧侣体象形文字，学新埃及语……到1937年底，夏鼐还翻译了《辛努海的故事》、《胡夫与魔术师的故事》、《温纳蒙出使记》、《真理被遮蔽》、《奥赛里斯与塞特的争斗》、《荷鲁斯与塞特》等古埃及文作品，这是埃及学专业学生至少需用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功课。

　　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4月初，夏鼐先后参加了埃及两处遗址的发掘。此时他已经确定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抗战全面爆发，同在伦敦学考古的曾昭燏心忧家国，辞欧赴国难。夏鼐送她离开后继续求学。二战爆发，伦敦大学考古学系停办，夏鼐本来准备回国，但格兰维尔教授安排他继续求学。自1939年10月底到1940年12月初，夏鼐再赴埃及，进行了11个月的研究考察，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