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时代变革

演讲者︱邬大光

今天的报告，我想先从近期发生的两件事情说起。2017年我们厦门大学要办口腔医学专业，6月3日教育部口腔医学专家组来我们学校考察，我作为分管副校长陪同考察。考察组组长是四川大学副书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院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口腔医学专家。在跟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做教学的人好好思考。我们日常聊天都说厦门大学要办牙科专业，2017年招生，已经上了招生计划。但这位组长告诉我，在中国这个专业不能叫牙科，只能叫口腔医学。我就问他牙科和口腔医学有什么区别？他说牙科是指拔牙、修牙、补牙，与牙相关；口腔医学则包含了颌面外科和头颈外科。我说看到国外好象都叫牙科啊。他说是这样，欧洲和北美都叫牙科，但我们中国叫口腔医学。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是学苏联来的。经他解释我明白了，我们中国的口腔医学是学苏联的，学科链更长，欧洲和北美叫牙科，学科链短。既然有这两种叫法，那厦门大学办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学欧洲、北美的修牙补牙，还是要根据中国口腔医学来设置？考察组组长是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认为厦门大学必须要按照口腔医学来办，这是学科设置问题，按北美、欧洲的牙科来办与中国现行学科设置不同。

我通过这件事悟出一个道理，我们叫什么学科、人才怎么培养，本来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的口腔医学完全是学习前苏联的，口腔医学这个学术话语在中国大学的学科教育体系当中有深刻的“政治背景”，那就是当时学习苏联教育体系的时候，我们全盘照搬过来，国内几大口腔医院的院长和医生都是这个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很钟情于口腔医学，认为口腔医学这样的培养方式是最好的，这是一种强势话语。事实上，中国的口腔医学人才出来以后真正用的还是牙科这一块，因此中国培养的牙科医生做牙的水平不高。所以我的疑问是，中国现有的两百多个口腔医学专业，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百个叫牙科、一百个口腔医学，或者再有几十个是口腔医学和牙科的结合呢？当然，就像我刚才所说，这是一个学术学科背后的“政治问题”，不是容易改变的。6月3日考察组评估完以后，6月5日住建部的专家组又来评估厦门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组长是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我在致欢迎词的时候，又把刚才牙科的例子讲了一遍。专家组组长说在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也存在这种现象。通过这两件事，我觉得对我们学教育的人有很大启发。对今天的中国高校，我们叫改革也好，叫转型也好，叫未来也好，叫反思也好，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这些大学的管理者和教授身上，现在最难改的是已经深入到我们骨髓里面的一些专业痕迹，这个痕迹有“政治色彩”在里面，不然不会出现像我所说的这种现象。

回到我今天报告的题目——国际视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时代变革。过去两年期间我作为成员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6所985院校的评估。现在985高校评估的时候每个学校都会邀请几个外国校长或者外国著名教育学者，我和这些专家在一个组，有好几位都很熟悉。今天的报告先不谈我在评估中的看法，而专门讲这些外国校长和学者是怎么看待中国一流大学的，或者怎么看待中国大学一流学生培养的。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对号入座，我只谈整体的观点。

一般来说，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才或者创新型人才。在评估的时候，这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大学的硬件水平远远超出他们的想像，比日本的大学都好，已经是世界一流了。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尽管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跨学科、国际化，但他们在评估时得出的结论却是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跨学科和国际化程度低。芝加哥大学副校长说，他相信中国大学的科研实力在国际社会和排行榜上会持续上升，但是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难以同步。他认为当科学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时，人才培养就成了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评估北京大学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现任副校长说，他很欣赏北大有这种魄力，但是北大是否想过，当中国在20年或者3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北大现在培养的人才能够治理世界吗？这位校长的话不但使北大的领导感到震惊，也让我感到震惊。我作为厦门大学的副校长，我们的学生当一个县长、市长、省长、部长我就很高兴了，我就认为我们培养人才的水平够高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厦门大学培养的人才要成为二三十年后治理世界的人才。有一位评估专家在评估厦大的时候说，一所成熟大学的做法其他大学都有可能做到，但是一所卓越大学的做法其他大学做不到。厦门大学已经是成熟的大学，但要思考如何成为一所“卓越”的大学。厦大的本科教育和质量保障有很多亮点，但这些都不是原创的，因此还需要朝着“引领”或“领导”（Leadership）的方向努力。这个观点这位专家在评估其他大学时也说过，这是一个共性问题。

这些外国专家普遍认为：我国的一流大学似乎还没有感受和认识到人才培养和教学的压力，即没有深刻体会到本科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本科教育会给一流大学带来哪些好处？根据他们对被评估大学和他们所在大学的比较，我总结出中国大学和西方一流大学的6大反差，就是课堂教学的反差、通识教育的反差、质量保障的反差、以学生为中心的反差、教育公平的反差和教育技术的反差。其中最大的反差是课堂教学的反差。课堂教学的反差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芝加哥大学副校长说，他在评估听课时发现，中国的大学生记笔记的很少，跟老师讨论的很少，上课都很安静，他们很吃惊。后来我问他认为大学应该什么样子？他说大学课堂有五重境界：一是Silense（无声）。上课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就像看电视。二是Answer（回答）。老师提出问题后，学生只是回答“对”或“错”，没有更多语言。三是Dialogue（对话）。老师提出问题后，学生可以与老师进行语言交流，但主要是对教师的补充。四是Critical（批判）。老师提出问题后，学生对老师观点不认同，对教师进行质疑。五是Debate（争论）。老师对学生的质疑不认同，再次“反击”学生，以至于师生吵起来。其实我们听课的时候看到的状况还是好的，实际上他们知道评估专家要来听课，课堂效果肯定比平常好。假如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把10天或半个月前的课堂监控看一下，那评估效果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再说说跨学科。我们常听一些大学说要培养跨学科人才，但这个跨学科是中文语境下的。我们应该搞清楚在西方语境下什么叫跨学科，英文怎么说？为此我在评估的时候专门请教了外国专家，他们说我们对跨学科的理解太狭窄了，跨学科包括4个层面：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和超学科，这四个概念我不展开讲了。现在的西方大学人才培养都讲跨学科。根据对有史以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统计，跨学科背景获奖者的比例不断上升，201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跨学科背景的比例高达60%。因此在外国学者看了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水平后认为，中国大学未来二三十年培养不出能够治理世界的人才。

半个月前我带厦门大学代表团到瑞士，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洛桑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又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助理总干事，他原来是中国卫生部的官员。他告诉我：“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有雇员7000余人，总部有1000余人，但中国雇员只有40余人，在总部的雇员20余人。目前中国政府每年交会费2500万美元，排在第七位，待第70届世卫大会之后，中国的会费将翻番，达到5000万美元，届时将是世卫的第三大赞助费，但国人在世卫的雇员实在太少，是典型的‘代表性缺失国家’，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实在不匹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选不出这么高水平的中国人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现在中国在世界所有国际组织中都存在代表性缺失问题，我们和印度不能比，甚至和非洲国家都不能比。我听了以后更加觉得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水平太弱了。我们就和日本相比，日本目前为止的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全部是日本大学培养的，国外读硕士的只有2个，国外读博士的只有3个。而我们国家最顶尖的大学，追求的是毕业生的出国率和在国外的就业率，这就是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现状。

最后我想说，我们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思考得还不够。我们今天在座几乎都是学教育的，尤其还有知名教授。我问两个问题，我们中文语境上的“专业”这个词它在英文语境下是什么？我敢说今天在座的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人不会超过5个人。我最近听到有人说“专业”这个词在英文语境下是Program，那当你碰到一个国外教授或者大学生，用Program问他教什么专业或学什么专业的时候，他能回答上来吗？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现在都在讲学科建设，如果你问一个外国教授，怎么做学科建设，你们的学科建设是什么？What your discipline construction？他会回答吗？因此我觉得，这种中外语境下的差异，既有文化差异，还有学术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制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