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词：留学

20世纪之初的1901年，正是中国的光绪二十七年。新世纪的帷幕才刚刚拉开了一条缝，中国人已经感到，有一种新的生活来到了。

这年八月，清廷正式发布改革科举制度、废止八股取士的上谕。九月，谕令将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分别建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为考取功名而苦苦研读古文诗书的士子们放下了手中的之乎者也。他们要走进新学堂，去学那些对国家有用的实业。

光绪的上谕引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育革命。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准设立四川学务处，督办全川学堂事宜。为了表明他对上谕的重视，他还挑选了成都，也是全国最古老的、办学渊源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汉景帝末年的成都府师范学堂（后为石室中学），亲自兼任学堂总理（校长）。新学堂该怎么办，谁的心里也没有数，岑春煊和后来的川督锡良饬令各州厅府县选拔优秀士子东渡日本学习师范，派员赴日、美考察洋学堂，聘请外籍教习（教师）入川讲学。兴学情况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主要内容，赏罚分明。

成都出现了办学、留学热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学堂的名称是那么让人感到新鲜：工业学堂、农业学堂、外国语专门学校、铁道学堂、法政学堂、蚕桑传习所、武备学堂……

读书人的读书生涯走到这时，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成都的周家，在19世纪末刚刚为子女们的教育问题举行过一次家族会议，做出了决定：“我们当中已经有人站起来说，要国家富强，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教育，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新科学，学习工艺和作战。可是我族长辈都认识到这种学习是沦丧道德的不义之举。学习洋人败坏了我们的品德，其恶劣的影响对男人、女人都一样。有的女人已受了影响变成了男性，真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我们当告诫子孙千万不要落入新学的圈套，切不可为了学习他们邪恶的东西而忘了本。

可是到了1902年，周家的家族长老们又为子女的教育举行了家族会议，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鉴于我们的老大已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性又好学，又属长子，应让他成婚为家族传宗接代，此后可责其继续到东洋深造，业成之后回国在政府部门谋一文官职位。至于老二，性喜研究探索，我们应寻找机会让他学新学，学科技，例如学开矿、铁路等专业，因为我省目前正待开发资源，可使他远渡西洋求学。老三可让他上军事学校，以便受训后保卫我们的家乡……”

这项决定影响了周家这几个儿子一生的命运。其中的老二走得最远，接受了比利时庚子赔款转成的奖学金，到比利时学铁路去了。他在九眼桥坐上了一艘木制的大客船，和亲人洒泪握别。从此以后，他要远渡重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国外，他剪去长辫，脱下长衫马褂，穿上西装，融入了另一种生活。十年后他回国了，成了铁路工程师，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铁路。

他就是作家韩素音的父亲周映彤。

父子三人同赴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叶大丰带着儿子叶伯和、叶仲甫东渡日本求学。这是一个“耕读之家”，叶大丰12岁应童子试，便考中秀才榜首，轰动一时。可现在却从头开始，父子三人在同一起点上学习“新学”。三年后，在指挥街叶氏寓所大门上有了一副门联：

宋少师后

明宰相家

门联两旁各悬一牌，一个是木制的“律师叶大丰”，另一个是铜铸椭圆形，上镌“音乐家叶伯和”。在民国初年的成都，这还是破天荒的：秀才成了律师，本该成为秀才的儿子，当了音乐家。

光绪、宣统新政时，全国掀起了出国留学热潮，地处内陆盆地的成都不仅不是落后的，而恰恰还是这一热潮的推动者。成都有东文学堂、游学预备学堂，专为留学人员服务。去日本的留学生较多，还有一些留学美国、比利时、英国的学生。“五四”后，留法勤工俭学又成一种时尚，吴玉章在成都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都在1918年至1919年有百多位优秀子弟赴法。

《成都通览》上，记下了出国留学的成都人的名字，这真是一件足以取代考取功名的荣耀。成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22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57名，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达到322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已达到800名。留学成了读书人的新追求。

留学生学成后大都归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所学的都是国内急需的专业。早期赴日本学师范的学生，成了日后成都各种新学堂教师中的骨干力量。

书院成了学堂

文庙西街的石牛寺，就是大名鼎鼎的尊经书院。它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地之中，不远处就是城墙。在明代，这里就是一个书院。建满城时，将石犀寺移于此地，也称作石牛寺。同治十三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和总督吴棠奏准以寺地建尊经书院，一时人才辈出，廖平、吴之英、宋育仁、杨锐、张森楷等成为一代名家，驰誉海内。光绪末，尊经书院也变成了高等学堂。

大门还是原来的大门。进门，还是一条不宽的通道，过二门、三门、两重敞厅，便直达气势雄伟的尊经阁。不过尊经阁后有了一座砖砌的礼堂，砖砌的理化室，和木柱泥壁的旧房屋比起来，就算是新式了。

新学堂的生活，也是新鲜的。学堂的规矩，也学日本，追求整齐划一：早晨正好睡时，第一道铃响起，就必须起床。第二道铃声，就已穿戴整齐，站在寝室门外听监学先生点名。其后洗脸刷牙，摇铃进食堂。食堂方桌上铺着白洋布，每人面前一张白饭巾，每桌仅坐6人。大锅菜，不怎么好，但却吃得香甜。摇铃上课，摇铃下课，摇铃睡觉。所有行动，都受监学先生干涉，做得不对，轻则是斥责，重则记过。这样读书，真是稀奇。

而那些课程呢，更是有趣了。英文就如同天书，光是26个字母便把人搞昏了。有中文教习干脆称，这是我国古代的结绳文字被洋人学去了。私塾里学生念书，总是乱哄哄的，大家各念各的，听起来是大杂烩。新学堂里却都是齐声诵读，好像军队操练：“这是一狗！”“那有二猫！”“我名约翰！”“七天为一周！”一听便知道，这些学生在学英文句子了。英文教习有英国人、美国人，金发碧眼的，叫史密特史教习，霍夫曼霍教习。中文教习呢，又有举人又有进士。

物理、化学的教习是日本人，名字最怪，叫三木清二、小黑伊人、池永太六。他们在黑板上画一些，讲一些，而翻译总是说不清楚那些“掰答马子”“幼几改哟”，所以这两门功课，只能囫囵吞枣。更头疼的是算术，加法好懂，减法也好懂，乘法就叫人莫名其妙了，除法的被除数、除数、商数、余数，更让人不知其所以。

而书店里的书籍，也不只是从前那些旧学的了，高等小学堂、中学、高等专科学校的用书应有尽有。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就种类齐全。算术类里，有《大代数讲义》《平面几何》《微积学》等；格致类里，有《格致教科书》《博物学》《物理学》《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英文类有《华英初阶》《英语锐进》《华英字典》《英华大辞典》等；哲学类里，既有《哲学要领》，又有《催眠术讲义》《妖怪学讲义》。外国小说也来了，什么《鲁滨孙漂流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希腊神话》《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新学打开的，是一扇多么大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