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3年到英国留学，之后从事跨文化教育传播工作至今，我对留学的价值、海归的定位，做了十几年的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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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2017年3月1日发布的2016年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统计数据，近五年来，自费留学的比重持续保持在92%左右，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资助的公派留学形式占据主导力量。 尽管如此，“留洋镀金”的神圣感似乎正在减弱，很多人抱怨当下自费留学生的素质与早期公费生相距甚远。

不过我倒认为，中国出国留学全面市场化，包含着巨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去贵族化”的留学，推动了大众教育的国际延伸，弱化了国内精英教育的垄断地位。

留学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行政化的留学不再是社会主流，中产及中产以下的社会阶层，取得了更多国际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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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留学精英化的削弱，在国内随即产生了“留学无用论”的论调，留学面临着被庸俗化的危机。

从职场角度分析，留学是个人国际化的体验和尝试，但海归身份与好工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按说，海归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素养和优势。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教育体制锻造出来的精英阶层，同时又在国外留学过，是二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谙国内文化环境，又浸染于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识形态氛围，精通汉语、英语，于是游走于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之间，并靠这种“走钢丝”的技艺谋生。

不过，以上的描述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会打折扣。

从内因分析，一方面，海归的语言能力还有待提高。作为技术层面的英语，一直以来是中国留学生的软肋。片面追求雅思、托福的分数，长期忽视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中国留学生在国际环境中很难生存。

而“低龄”留学生则面临着汉语能力不足的尴尬。中学阶段就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到国内工作时汉语沟通有些跟不上，需要反补汉语。

另一方面，对中西文化——特别是职场文化——的理解，还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深入思考，也不是仅靠留学就能够“速成”的。

而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国外职场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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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藤教育集团2017年6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指出，74%的中国留美学生没有实习经历，而重视实践技能的美国社会，70%的新员工是从实习生中选拔的。也就是说，没有实习经验，中国学生很难拿到工作签。

2015年获得美国工作签证（H1B）的中国学生只占中国在美国留学总人数的5%，约7,000人左右。

在英国，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占压倒性多数。一般情况下，硕士的学制只有一年，在一年内完成学位、找到工作，难度很大。而且英国的实习并不计入总成绩，实际上就是兼职工作而已，没有硬性规定。

即使有职业规划，恐怕也很难实施。这样，相比美国，中国学生的留在英国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只有海外学位、没有国际实习和工作经验的中国海归被称为“裸归”，与应届大学毕业生争夺工作岗位。

国内职场的压力也不小。仅2017年，中国就业市场就面临着1,335万就业大军的巨大压力，其中应届大学毕业生795万，海归约40万。

这样看来，不难理解近年来中国海归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归根结底是国外工作不好找，想不回来都不行。另外，中国经济虽然已经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相比全球其他地区，还是“有利可图”的。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供求关系决定了归国留学生的身价和职场方向，海归虽然整体素质较好、数量不多，但也没有奇货可居、左右逢源。

《白皮书》中的一组数据表明，留学归国人员的薪酬待遇，比想象中的还要低。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高达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间的只有15%。

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生活成本应该高于欧美的一般城市，而收入与欧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使按照国内的生活水平衡量，10,000元的薪水在北京也只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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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有西学东渐的留学，没有教育国际化的尝试，就没有当今中国国运的上升势头。

处在国际前沿的海归，一方面实现个人的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还在为整个国家的全球化扩大新的视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又是那样宝贵、稀缺！

核心问题还是海归在职场中的心态和自我定位。

不管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在工作职位描述（job deion）中，总有一项叫self-motivation，自我激励。

我揣摩了这么多年，自己的解读是，别指望公司、单位给你激励，如果有，算你运气，没有的话，你不也得照样干吗？自己激励自己吧！

在国内职场中，海归面临着体制内外的抉择。

没有激励机制的“体制内”死水一潭，大尺度激励机制的“体制外”累个半死。

简而言之，“体制内”更需要承受约束带来的压抑、痛苦，以换取体制内的认同和保护；而“体制外”则更需要承受放任带来的孤独、恐慌，以换取体制外的自由和洒脱。

除了企业、单位的性质外，与激励机制有关的，还有“牌子”问题。

直到留学英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习惯于用外部认同的品牌包装自己，名牌大学、大牌公司、国际化的工作……

不过，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社会认同虽然有用，但也是“双刃剑”。职场中，“大牌”的外部环境其实更多是一种威压感，面对“神”一样的雇主，只能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没有话语权。

这种相当凑合的工作，只能维系生存，却没有活得更好的空间。

如果我们能以合作而不是听命的态度面对雇主，此时外部的激励便是谈判的筹码，而自我激励的程度将决定我们自身的适应范围。

自我激励的内在机制永远是我们独立人格的保障，这比职业更重要！

记得在英国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我遇到成熟稳重的学长Y，他聊起回国后的职场时，特别点拨道，“回去估计还要十年才能最终定位。”

算起来，从英国留学至今已经十三四年了，一直在国际教育这一行，而“定位”也就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其间的兴奋、困惑、喜悦、失落混搭在一起，忙忙碌碌，起起伏伏。

如今看来，这正是在中英文化冲突、磨合、共存的夹缝中进退维谷、艰难跋涉的生存体验。

从2014年开始，我决定换个活法！

我借助自媒体平台，发布亲历留学、海外工作、中英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文章，以文字的形式与关注英国留学的学生、家长、中方合作院校管理人员、教师、留学中介、校代同行以及关心英国文化的知识大众交流、切磋，这些文章的阅读量不断攀升，仅在搜狐公众平台（教育类）的点击量累计已经超过了700万次。

2016年9月，我的新书《到英国去》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2016年8月至今，我做的留学（及中西文化摩擦方面的）公益讲座已经达到了31场，走访16个城市的国内高校及教育机构。

2017年伊始，我受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城市广播之邀，直播或录播了有关留学与人生规划的专题节目。

我的出发点已经不再是招生、销售，而是就中国学生如何通过留学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主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做大众传播。

我正尝试用搭建个人品牌的方式，推动我工作的英国大学的业务发展，这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我希望的职场方向。

“我发觉，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并且这件事情是对的，只要你心无旁骛的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你会收获很多，同时在最后你会得到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