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他乡的人，终于落地了

阿里巴巴内部有一个叫“大圣归来”的钉钉群，成员都是海龟，余泉是其中之一，李才伟也是。

20年前，李才伟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他是其中之一。这个理工科学霸1997年出国，以为自己不会回来了。但从2010年起，当时就职于PayPal的他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跳槽意愿。3年后，他终于决定回国。最让他困扰的不是工作机会的选择，而是家庭的支持：妻子支持他回国，女儿却反对。他不得不在杭州暂时独居，靠电话和视频聊慰思念。

余泉纠结的时间比较短。“最开始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想先适应看看，实在不行再回去美国。”结果回国没两个月，她就把全家都动员回来了，“实在太想女儿了，跟老公一商量索性都回来。”

思念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余泉说，女儿在美国出生，虽然是100%中国血统，却接受美国教育长大，在此之前她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年一次回国探亲就是每周两小时的中文课。“有一天，她跟我说，妈妈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才5岁的小毛头，不知道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件事，在余泉心里一直过不去。“我想让她在中国真正生活一段时间，这根儿不能断掉。”

回国不到半年，女儿的中文已经说得很溜，最近余泉在考虑给她转学，从国际学校转到一般的学校。“现在看起来，我回国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工作是痛并快乐着，端午、中秋、春节等等传统节日都能跟父母家人一起过，女儿也不再拒绝传统文化。回国，我不后悔。”

多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在国外总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没有在国外生活、工作过的人大概很难理解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缺憾感。曾经在美国生活了14年的丁国祥这样形容重新回到祖国的感觉：“很踏实，飘着的人终于落地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回国的生活

去了又回，来了又走。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回国的人都能重新适应已经阔别多年的祖国。

“不能说适应得很好，毕竟国内外生活环境上的差别还是比较大。”徐贻芳回国后到了芝麻信用，他丈夫是法裔加拿大人，“他特别理解不了，为什么排队的时候，后面人恨不得贴在你身上，老问我这是为什么。其实这部分感受我跟他是一样的，只不过，对我来说，现在工作比较重要，相对的其他细枝末节就不那么重要了。”她也承认，如果丈夫完全适应不了国内生活，强烈要求回美国，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未来。

要不要走？过年前，Richard一家曾专门为此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回国是因为老同学的邀请，就回来了。原本我对回国后的工作强度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会忙成这样，一天在公司的时间基本超过15个小时，也很难有完整的假期。我有时也在想，为了我一个人，要整个家庭做出牺牲，是不是值得。”

Richard所在的这家创业公司，海龟不多。“虽说老板是老同学，但有些话反而说不出口，时间长了彼此多少有些尴尬。”他说，他找老板兼老同学长谈了一次，彼此妥协的结果是，“再试半年。”

徐贻芳的朋友里，已经有人重新登上了去美国的航班，亦如当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来。“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久居国外，他们已经很难再适应国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