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友芦苇相见在三里屯体育馆旁边的一家川菜馆的时候，我们说起了我在北京听到不少的一个词：大长腿儿。“大长腿儿”是一个用来赞美女性身材的用词，但是在我们听来确却是这么别扭，它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另类的“审判”，这是我们这些在西方受过一些性别觉悟教育的女人无所忍受的。 这话听着，是不是都觉得有点作？我们这些文艺派海龟，是不是那么喜欢“上纲上线”？ 

芦苇回到北京已经一段时间，对国内外的职场都有了自己的了解。 而我在最近与中国公司的经历中，也发现了一些强烈的对比和困惑之处。 很多的区别，看起来是细节的，比如国内的公司好像没有使用邮箱的习惯，反而喜欢用微信；没有长远规划、分步进行的习惯，喜欢“随机应变”、临时决定；在沟通上似乎依然趋于被动和“委婉”，很少有主动和直接的时候。但是在其背后，也许是管理和经营哲学等根本性的不同。

“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知道美国职场的种种不堪，它也有虚伪、官僚、以及各种歧视。可是，我还是想念美国的职场，觉得它里头有很多高效率和科学的设计，觉得它更能让人干起活来事半功倍，而且人际关系似乎还是简单一些。”

我不得不说我在双边工作后，对朋友的观点很认同。在我局限的经验中，双边的公司对于管理、人才、创新、运营等，差异甚大。但是，这些观点的来源，并非是盲目的崇洋媚外，而是我们虽局限、但切身的体验。 而让我最难堪的是，很多这些区别以及对比，我并无法用语言轻易地表达。 并且，任何这种微观局部的对比，都可能被放大为两个国家的对比，这又是多么容易招致危险。

这种对比或者批评里面，是不是有我们不自觉的“娇气”、“嫌弃”或者精英主义？ 如果很多的海龟是精英，那他们归来后，究竟要如何把自己作为精英所得到的优良积累，带入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最大效率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公司、甚至是社群服务？ 

一味地将海龟所持有的一些标准要求、或者愿景目标，称为不符合国情的理想主义，或者不接地气的拿来主义，到底是不是真正利用到海龟人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好方法？ 什么是真正的好方法？ 怎么样，让海龟和祖国双方，都减少波折，好好发挥和成全彼此？

一切的一切，都多么引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