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曾是高水平、高薪酬的“代名词”，在19世纪至20世纪，以及本世纪初，他们都是国家的宠儿，不管以什么形式出国，也不管出国后收获多少，只要能够在国外待上三年五载，拿到一张国外某所学校颁发的证书，毕业归国，都将受到青睐。

钱钟书在《围城》中提及此种现象。方鸿渐的未婚妻丈出资助他留洋。他看不惯学位制度，起初不在意学位，毕业前，双方父母催促时才感觉其重要性，料想恶补功课于事无补，便花三十美元从爱尔兰人手里买了张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可笑的是，学位虽是假的，但归国后，因为是“留洋博士”，依然接到祝贺，受邀演讲，还因此拿到三闾大学的聘书。

故事极具戏剧性，然而反映那时社会对海龟群体的认可度。换言之，海龟可以不凭学识，凭借“海龟”标签，便可在社会上受用不尽。再看看如今的海龟，等别人邀他们简直是妄想，即便学业结束后主动回国，依然受不到从前的礼遇。据近两年海龟人员留动数据显示，半数海龟又选择北上广深，有的还留在乡村作“村官”，面对此境有些人为自己惋惜。

然而，海龟亏了吗？真的应该为自己惋惜吗？不妨作个横向与纵向对比。首先从纵向出国人数说起，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846年至1945年百年时间内，中国输送至殴州、美国与日本的留学生总人数不超过十万人，每年平均不足百人，而近几年留学数字显示，2007年为14.4万人，2015年52.37万人，留学人数不断增加，仅2007至2015年翻了三翻。

其次从横向国内高校数量与高校毕业人数说，1978年我国高校约500所，1990年达到1000所，2007年达到1900所，而与之对应的高校毕业生人数，1978年16.5万人，1990年61万人，2000年达到100万人，而2012年达到624万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我国培养人才的基地与人才数量显著增加，也翻了几翻。

所以，海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正常不过。一方面出国人数的增加，海龟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增加，人民知识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当出国的标准降低，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承担出国费用把儿女送到国外，而国内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海龟”有多大竞争力真难说。同样一份工作，普通高校毕业生都可以完成，为什么高薪聘海龟？

与海龟类似处境是当前国内的大学生，从前社会把大学毕业生当宝贝宠着，如今大学生毕业，又有多少人宠着？按照上述思路，国内大学生是否也应为自己惋惜？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它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交通等各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未来中国教育不仅是为本国培养人才的基地，也将成为世界输送人才的摇篮，当下学生必须认清此种留学背景。

因此，“海龟”标签被弱化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是正常规律，应该理性看待。换言之，海龟们，你们不该为自己仅当一名“村官”而感到惋惜，相反，你们应当庆幸，庆幸你还有这点危机感，倘若连这点危机感都没有，再过数年，可能你们连名“村官”都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