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表明学衡派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他虽然继承了曾国藩、张之洞的思想传统,但与清末的“中体西用”有区别。晚清对西学的开放和了解还是有限的,张之洞以传统的体用二分,将西学限制在工具性、实用性的层次。然而,陈寅恪所处的时代乃是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这些文化自觉者对西学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刻,丝毫不亚于胡适这些全盘西化派,他们深知中西之间之异同与各自利弊,“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乃是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学,不分体用,只要是好的尽量吸纳。但这种吸纳乃是建立在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以“本来民族之地位”来选择和衡量西学,无论是文明比较,还是文化重建,不必固守本民族传统,但不能没有自身的主体意识。
学衡派知识分子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对峙,其思想和人际的脉络有其历史的源头。宋明理学之中,朱熹之理学乃官僚士大夫之正统,阳明之心学多为庙堂外的文人士大夫继承。晚清的第一波变革,乃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庙堂内的官僚士大夫所领导,后来发展出“中体西用”的温和的“自改革”方案。他们是在尊重原有的儒家义理和制度框架之下的保守主义改革。晚清的第二波改革,乃是有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迥异于官僚士大夫的文人士大夫所领导的变革,他们的身份和活动空间不在庙堂之内,而是民间新起的公共舆论,以舆论掀动天下,因而也带有更多的激进色彩。
显然,五四启蒙派所继承的是晚清的文人士大夫传统,五四的启蒙运动带有强烈的浪漫精神和激进成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虽然身在学院,但影响皆在社会,他们与他们的前辈梁启超一样,在思想和气质上散发着名士派头,语不惊人死不休。且不说思想的分歧,即令是文化的做派,他们也为学衡派知识分子所侧目。柳诒徵痛恨康有为为人之谎骗,说“今者几活动与社会者,人人康有为也”,梅光迪嘲笑曾经的老朋友胡适没有学问,只是商贾。他们对从晚清到五四引领风气的文人知识分子极度厌恶。学衡派知识分子自命继承的是从理学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正统士大夫淳厚之风,如同陈寅恪所说的“咸丰同治”、“湘乡南皮”之遗风。只是到了民国,他们不像传统的官僚士大夫那样固守庙堂,而是中经沈曾植、王国维的过渡,转向了学院的象牙塔,成为纯然的学人。学衡派知识分子除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外在传统之外,这一晚清以来从曾国藩、张之洞到沈曾植、王国维再到陈寅恪、吴宓、柳诒徵内在的士大夫精神脉络,不可不察。
启蒙派知识分子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分子固守学院内的“新庙堂”。陈寅恪、梅光迪、吴宓、柳诒徵、胡先骕等人所坚持的,是文化的贵族气质与精英传统,他们讨厌恶俗的平民文化,不满文化迁就于底层卑下阶级,讨好大众的喜好,更反对以知识和文化制造舆论,引导风气,运动群众,与政治贴得太紧。然而,五四之后,一个平民的世俗化时代已经到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主义战胜学理、大众文化压倒精英文化、民粹精神打败贵族精神,成为不可逆之势。固守轴心文明传统的学衡派,终究抵不过启蒙知识分子所造的时代大势,被日趋边缘化。但边缘的未必没有价值,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学衡派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古典精神和晚清士大夫传统,却放射出不一般的反思性思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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